巧遇有很多种。比如，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遇见了一个恰当的词。

生活是一场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个月以前，有大风过境，在风势渐消的最末几天，突然看到论语里的一句话：礼多必诈。

（顺便说一句，我所知道对于巧遇最优美的解说，是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我不过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遇见了一个最恰当的人。”）

丛飞死了，死前留言，捐献眼角膜。

数月前，到处是丛飞的访谈。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瞠目结舌地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笨？”“这个人有病吧？”“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崇高有上限吗？你会不会承认世界上有我们不能理解和企及的崇高？你会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反正我常常听到的就是，笨。

同一天，看了《雪地里的情人》。嘿！看，又一个笨人。一个笨女人，从哪里来的莫名其妙的同情心，想要去拯救一个死囚犯。结果，不但没有救到囚犯的性命，还搭进了自己老公的性命，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守着圣皮埃尔的窗户。

对一个特技时代来说，五十年前，就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最近看了几部来自于旧石器时代的电影，比如《处女泉》，《禁忌的游戏》。看的时候，忍不住想，这里可以加音效，这里炸弹扔下来的时候，可以用一个诡异的角度……由此可见，近二十年的电影特效，反复给予日新月异匪夷所思的感官轰炸，已经在我们的神经末梢造成了不由我们控制的条件反射。

中国电影正在沉迷特效，跌跌撞撞一步一摔磕得满头包地追赶着人家渐行渐远的身影，所以经常画面好像很热闹，其实已经力竭，满头虚汗，内心绝望——这追赶啥时是个头啊！总算有个人借至尊宝的嘴浩叹一声，“何——必呢？何——苦呢？！”撂下特技，发现了日常。这个人还是个香港人。港片耍酷也耍了好几年，在麦兆辉刘伟强陈木盛黄精埔还乐此不疲的时候，香港电影耍酷的老祖宗杜琪峰突然拍了一部老老实实的黑帮片，平铺直叙，连个莆士都不摆，不要说手枪，连刀都没有，最顶级的凶器不过是大棒，但是好多人捂着脸叫，“太暴力了！”

是，杜琪峰发现了日常，这就是那个《枪火》、《PTU》、《暗战》的导演吗？还以为他会酷到白发如霜呢。

相对于大量精神分析兼意识流式的电影，《处女泉》是英格玛伯格曼少有的几个完整流畅的故事之一。我相信最核心的一句话导演已借剧中人的嘴喊出：“上帝啊，我不理解你！”这是一个现在看来已经过了气的宗教问题，所以五十年后的人看《处女泉》，就像看一个民间故事，优美，简单，严谨，有点滥套，不会吸引现代观众。太日常了，镜头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越是高潮的部分越拍得日常，凯琳的父亲向三个牧羊人复仇的那段，整场格斗抽象得就象舞台京戏。如果现在的人来拍，音效肯定做得很棒，比如利剑刺进皮肉的声音，先把它逼真化，再放大，从喇叭口播放出来，这扑哧一声强烈得让空间发颤，剧烈撼动观者柔软脆弱的耳膜。但是，这就是逼真吗？或者说，这就是唯一的逼真吗？这个立竿见影的声效，是皮肤听到的声音，不是人耳听到的声音。在伯格曼那里，这场高潮的打斗有点慢慢吞吞，木木纳纳的。还有后来，神迹显现了也就显现了，既没有五彩祥云，也没有佛光闪耀，镜头仍然安静地保持中等距离，父亲抱起死去的凯琳，凯琳头下的泥土轻轻“噗”了一声，一股泉水涌出来。

人目力所及是如何，电影便如何。

这点朴素已经成为古典了吧？

《禁忌的游戏》把一个特别容易煽情的脚本拍得一点不煽情，通片没有一个特写，甚至冷静，甚至冷漠。飞机来轰炸了，人在地面看到的飞机是怎样，画面便是怎样。镜头远远地看着帕蒂父母死，不掉一滴同情泪，跟帕蒂一样。镜头也不急不徐不温不火地跟着帕蒂，像上帝冷酷的眼睛，事不关己地看着帕蒂的日常生活。

日常是什么，日常就是孩子完全被忽略，日常就是没有人看到米歇和帕蒂的动人感情，日常就是战争的烙印可怕到平静——米歇问帕蒂还有什么动物可以陪小狗安葬，帕蒂说：“还有人。”

日常就是秩序。秩序让米歇和帕蒂分开，秩序要给帕蒂脖子上戴一个牌，让她去战时一个孤儿应该呆的地方，“应该”由秩序来界定，自以为很合理很人道的秩序从来不考虑，总有一些东西是秩序不能界定的。片尾，帕蒂孤零零的坐在拥挤的火车站里，胸前吊着那张牌，她突然听到有人在叫，“米歇！”五岁的小女孩浑身一震，抬头看见一个女人正跟人吻别，她脱口叫道“妈妈”，然后立刻反应过来妈妈早已死了，米歇的身影涌上心头，她站起身，叫：“米歇！米歇！米歇！”米歇刚收留她的那天晚上，对她说：“你叫我，我就会来的。”

第一次见到杨，是为了老猫派的活，要一个关于威尼斯双年展的稿子。活是派给阿西的，我不过陪着。那阵子我像阿西的跟屁虫一样，他到哪里我都跟到哪里。

说要采访他，他立刻浑身不自在，但又知道不好推却，于是也不推。很老实的回答问题，不会不说，但也不会说的更多；不会排斥我们，但也不会有多么热络。可以说他很冷漠，但是，那绝不是真相。真相是，他很拘束，很不好意思，甚至不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因为他害羞。

据说留着一部大胡子的人，多半都会是些害羞的人，他们以为攒上一部浓密的大胡子，就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不让人看见。

阿西的朋友里面，很有几个害羞的人，比如柱子。我从来没听柱子说过话，他几乎是个哑巴。有一次一伙人去KTV，几乎没唱到天亮。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柱子既不唱歌，也不说话。可以说，他比杨更冷漠，但是你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那根本不是真的。就是唱歌的那次，好像是为了送尹明，一大伙人是分乘几部的士到KTV的，我在大堂里转眼就不见了人，抬头正看见柱子遥遥站在远处，脱口扬声问他：“他们都下去了吗？”柱子猝不及防，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其实没什么，他只是笑了，满脸笑容地回应了一句：“啊？”因为他没听清我喊了句什么，但是，那个笑和善得一塌糊涂。

关于胡子与害羞的关系，是有点道理的。那些没有胡子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冷漠来掩盖羞涩。在那些热闹的场合，我眼睛看到的，从来不是那些万众瞩目的人，而是藏在阴影里的那些人，我熟识他们，一眼就能分辨。人总是能够最迅速的辨识自己的同类。

据说许多年前我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小孩，一岁以前边睡觉边拆摇篮，走路利索以后爬墙上树，最傲人的记录是把幼儿园阿姨弄哭了。

提到那么遥远的当年勇，是因为我想说，成长的过程是一个被扭曲的过程，是一个一边被扭曲一边领悟到自己已被扭曲的过程。

那个无恶不作的小孩怎么变成了一个安静得不像话的小学生？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是遗传开始起作用，也许是被频繁的搬家不断投入陌生的环境，也许是因为看书，我缺乏记忆缺乏证据，无从判断这一次算不算是扭曲，总之我安静了，而且一路安静下来。

小时侯我最羡慕的人是图书馆管理员，以前图书馆是不能进去的，想借书就在外面小抽屉里找卡片，把编号交给管理员，他进去帮你找书。常常是你报10个编号，他出来只没好气扔给你四五本，剩下的“找不到了！”这四五本里还有两三本不是你想看的，管理员自作主张给你换过了，因为你要的也“没有了！”你还不能嫌他换的不好，“看不看？不看拉倒！”

这样一个又幸福又有权势的职业，为什么他们每天都一脸旧社会？这个问题我后来当然明白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把这个理想永远埋在了心里？为什么我心里认同它，行动上却依然歧视它？为什么因为公认它是个不够体面、地位低下的职业，我也就不敢去做了呢？我扭曲了自己，一点反抗都没有。

我做记者的时候（记者，多么体面的职业！），刚度过一场类自闭的症状，我接受了别人希望我接受的职业，代价是长达三年的折磨。发着抖，涨红着脸做采访，新闻文字根本不是我喜欢的。要到很多年以后，我才会知道做记者对我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是，那些好处的附属品是，分裂成了我的性格常态。当然今天我一点也不怵采访，不怵陌生人，我是一个老练得有点油条的媒体熟练工。但是，那真是一场值得额手相庆的胜利吗？

快三年了吧，我既没有更喜欢上海一点，也没有更讨厌它一点。

我上一个落脚的公司，位于地铁石门一路站和人民广场站的中间，严格丈量起来，要偏人民广场一点。有一次听到公司里的姐姐妹妹在讨论：是先在石门一路站下车然后走过去快些呢，还是在人民广场站下车再倒回走一点快些。这两者的差别是如此微妙——先在石门一路下，省下了坐地铁的时间，但是走路要长一点；在人民广场下，延长了坐地铁的时间，但是路可以走得少一点。抱着导弹轨道计算般精确的态度，还需要做一个横向比较——无论怎样，走路总归是比较费时费力的；但是多坐一站地铁的单位时间大概只需要几分钟……

结果这场讨论细化到了微雕的程度，因为地铁虽然快，但是从地下走到地面这段距离该怎么算呢……

阿西有时候是一个上海民族主义者，抓住一切机会告诉我们：上海其实不错的，上海人其实比北方人好多了，上海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种种小聪明还是挺有趣的……我承认他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也确实没有想象过这样冷门的聪明。在来上海之前，我根本没料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门生僻的智慧。

最近我才突然想到总结一下我在上海三年的生活，这才发现我在上海其实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血缘、没有痕迹与烙印。像我这样的年纪，和这样人见人厌的性格，估计很难再交什么新朋友；也许有几个具有成为朋友的潜力，但是，在这个城市和这个时代，谁没有自己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要忙？其他的人，让我跟他们说什么呢？加入这场关于地铁和步行的讨论吗？我恐怕当场就会抓狂。

我没有固定的工作，不到三年已经换了N家媒体；这里没有与我有血亲的任何一个人，没有我喜欢的风景，没有从前，没有故事……

综合以上指标，这个固若金汤的城市对我来说应该属于“长安不易居”。我所有的，不过是一个他，和一个小小他。

居然……也够了。

只不过，最近突然发现，这个“够了”多少也有点辛酸。

突然在msn上撞见一贯见首不见尾的神龙wuyong，关于他什么时候会回上海的问题，我不厌其烦的问，他不厌其烦的闪转腾挪。但是我是女人，他如何烦得过我，终于松口问：是不是想看看我呀？

是呀。

胖了。难看了。庸俗了。

啊？怎么跟我一样。我是因为生孩子，难道你也是？

我是因为被生活摧残。

那你为什么不去摧残一下生活？

新编《十万个为什么》之一：为什么生活被过成了一件三无产品——无聊，无趣，无味？为什么有人愿意被它摧残并且还在摧残中发现了乐趣并且还把这种摧残与被摧残的乐趣发展成了一门学问？

我为什么要弄个博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没有带日记本。

（一只乌鸦从上方飞过……）

我为什么没有带日记本？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不能住在自己家里。

（乌鸦啪啪掉下两滴眼泪……）

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自己家里？

这个……说来话长……

还是不说吧……

（乌鸦被臭鸡蛋、香蕉皮和一顿乱拳扁死）

又说到《大话西游》，他说，这部电影并没有脱离一般煽情的路线，我们说它好，是因为一些它无心中触及的东西，比如至尊宝利用时光倒流反复回到白晶晶的自杀现场，那种急切和伤心结果变成了一场游戏，刘镇伟完全于无意中揭示了绝望之所在。所以他觉得《月光宝盒》比《仙履奇缘》更好。

我承认，在《大话西游》最赚人热泪的高潮处——紫霞之死以及大结局——没有超脱普通煽情的桥段。（由此可见，文艺片已经将我们锤炼得如何刀枪不入，要想让我们平时用来看的那两个洞里流出一点水来，催泪弹是铁定无效了，催泪瓦斯也许。）不过在第二部里，还是有一个细节触动了我那铁打的泪腺。就是周星星对着空气说：“原来她在我心里留下的是一滴眼泪，我完全能够感受到那个女孩子当时是多么伤心。”

即使是最能入戏的人，也完全能够感受到他所说的“完全能够感受”在现实生活里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甚至不能像《哈利波特》那样让我们在某个夜晚自我麻醉地梦想一下世界上哪个角落里真有一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没有人能够在别人心里留下一件实物，当然，心脏起搏器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说这句话的时候，至尊宝肉身已灭、孙悟空尚未诞生，这个暧昧的形态用了彻悟和超脱的口吻，但是那滴泪最后去了哪里？他把它继续放在心里面？还是他把它轻轻抹去了？还是那滴泪一旦见光就蒸发掉了？

据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在心与心之间，“感同身受”是一个超级大谎言。世世代代的傻瓜绝望地说着这件不可能的任务，“将我心换你心，始知相忆深”，但是心根本没办法换过来又换过去，甚至，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所说的“心”是心脏还是大脑。我知道你在想我，但是，我所知道的你的想只是一个概念，我怎么知道你是怎样的想？都有着什么样的起伏与褶皱？就像我跟他说的：“‘我想你’这句话，说到第一千遍的时候，说的人和听的人估计也都油条了。”但是，就算我的口气变得很油条了，我的想却丝毫没有。